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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系统涵盖哪些内容
医院IT系统
当前阶段，数字医疗主要体现在医疗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上。广义上，医疗信息系统医院IT系统、医卫监管部门IT系统、医保经办控费医院、患者、监管部门的区域平台系统等等。其中，医院IT系统最为基础和重要，由于涉及大量科室部门与子系统，构成极为复杂。
大体上，院内的医疗IT系统可分为两大类，即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IS）以及临床医疗管理信息系统（CIS）。其中，医院的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事务，即诊疗服务的收费流程以及相应资源的调配运营；后者的核心功能落脚于为临床诊疗活动本身提供服务，医院生产系统。此外，医院各类子系统庞杂、数据复杂性高，IT水平医院还会建设信息集成交换平台、临床数据中心（CDR）、医疗BI分析系统等辅助或集成系统，用以更好的整合全院系统功能、打通各科室的数据。
医院信息系统构成中，电子病历（EMR，ElectronicMedicalRecord）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当前政策刚性要求的核心落脚点。原因在于EMR是基于特定系统的电子化病人记录，而掌握病人信息是整个诊疗行为的基础。EMR不仅保留病人诊疗全过程的原始记录，并且可向用户提供数据、警示、提示、临床决策支持等服务，通过系统接口/对接给予其他子系统或功能模块相应的支持。可以说，EMR的建设是构建现代医疗信息系统的基石。
政府监管及医保信息系统
医疗与大众健康紧密相关，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由于极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政府监管最为严格的行业之一。信息化对于提升监管效率十分有效，所以服务于医卫行政管理部门的各类监管信息系统也是医疗IT体系的重要构成。医院IT系统而言，多数监管系统的设计和建设要简单很多；对应医疗体系的复杂构成，相应的监管信息系统也包括医疗监管、药品监管、公共卫生监管等多种类别。
作为医疗领域最大的支付方，医疗保险在行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相应的，医保IT系统在整个医疗信息化体系中也可谓举足轻重。“金保工程”是覆盖全国的统一劳动和社会保障电子政务工程，医保作为五大社会保险之一，“十二五”期间被纳入“金保工程”，成为其中的重要模块。不过，随着医保局设立，原归属人社部管理的城镇职工医保及城镇居民医保、原卫计委管理的新农合，被一同纳入到国家医保局进行管理，新的IT系统业已开始建设，按照计划，将于年形成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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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医卫信息平台
除医疗机构及医卫监管机构自身的信息化外，区域医疗资源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化也是数字医疗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区域医疗的信息化至少在以下方面有助于提升行业效率：1）提供在线挂号、查看化验单等便民服务；2）向医院提供互联医院更好的构建互联网能力；3）协调区域内医卫机构，落实分级诊疗；4）打通机构间信息，提升医保控费能力；5）强化信息透明度，更高效的行业监管；6）获取更多维度数据，有助于提升经济社会管理整体水平。
早在年，原国家卫计委便针对区域医疗提出了“”的顶层设计架构，即：1）建设国家级、省级、地级市、县级4级信息平台；2）依托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支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管理、计划生育、综合管理6项应用；3）构建电子监控档案、电子病历、全员人口个案3个数据库；4）建立1个统一的融合卫生网络；5）加强卫生标准体系和安全体系2个体系建设。基于该框架，近年来全国各省、市、县已构建起不少于个区域信息平台。
不过，仅就技术层面而言，已建的诸多“”架构平台仍存在不少问题，姑且不论非技术层面的机构间数据开放难题。例如，医院、社区、公共卫生等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标准各异，信息仍难以实现有效交换；底层数据质量不佳，信息有效性欠佳；平台以固定时点（如每日）汇总数据，时效性不足等。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现今多数平台的主要功用局限于医卫监管部门行政管理、居民信息查询等轻应用，尚难以切实支撑医保控费、分级诊疗、互联网就诊、处方外流、信用支付、商保快赔等重度或多元化应用。
针对上述问题，部分HIT（HealthcareIT）厂商推出各自的综合性功能区域平台或类区域平台解决方案，相比“”平台，这些平台通常具有更广泛的功能和服务对象，目标主要面向医联体的构建或互联网诊疗。例如，和仁科技区医院、社区、医保、行政机构、药品及器械厂商等主体，实现各主体间深度、实时的信息交互，支撑医联体的构建和运营；创业慧康中山项目区域平台同样广泛连接医疗机构、线下药店、个人健康服务方、保险公司、支付服务商、监管部门等，但相对更侧重于构建广泛的区域产业联盟；卫宁“云医”医院服务便捷的延伸至线上，为医院提供互联网诊疗能力。
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如在金融、安防、家居、汽车等领域中一样，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也正在向医疗行业中渗透，尽管由于医疗行业高度的复杂性，渗透速度相对较慢。形式上，这种渗透既包括新技术与现有IT系统的融合、助其深化升级功能，也涵盖技术新特性所带动的过去不存在的新形式应用。目前来看，新一代IT技术至少正在以下方面影响医疗IT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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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数字医疗发展趋势与内在动力
国内医疗IT开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对于投资目的而言，明确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极其重要。国内医疗IT行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至今发展已经有20余年，以二级/医院医院已基本完成了基础性的信息化建设，当前已开始进入以全院级临床系统和区域协同建设为主的全面信息化建设阶段。大体上，国内医疗IT行业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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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与医保控费是行业现阶段最直接的成长动力
如前所述，医疗IT技术在获取病人信息、提升医护人员诊疗准确性、降低医疗事故发生风险、医院运营管理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诸多方面均具有正面促进作用，医院处于规模扩张和盈利目的，自身便有一定的信息化投入意愿，这是数字医疗发展的重要长期动力之一。
而就当前的国内医疗行业而言，通过制度性建设提升整个医疗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合理控制医保资金支付的增幅，是最为迫切的两项任务，其中前者也是促进后者落实的重要途径之一。更为直接的讲，以上两者即分别对应着分级诊疗与医保控费，这是医疗IT产业近、中期最为强劲的成长动力，也是电子病历应用等级评审、医联体/DRGs试点等行业政策最为重要的出发点。
分级诊疗国内医疗领域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且与需求之间的严重错配，即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或少数头部医疗机构，并且数量医院往往人满为患、负荷过重，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却门庭冷落、资源闲置，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针对上述问题，国内自年起开始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工作。分级诊疗是指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逐步实现从全科到专业化的医疗过程。简单概括，即基层首诊（鼓励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卫机构就诊）、双向转诊（畅通慢性期、恢复期患者向下转诊，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机构之间有序转诊）、急慢分治（度过急性期患者从医院转出，落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急慢病诊疗服务功能）、上下联动（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协作，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的机制载体即是医联体。医联体聚焦区域医疗资源的协同和共享，涵盖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跨区域专科联盟、边远贫困地区远程医疗协作网四种形式，其中前两者为主要的运作模式。在医联体之中，不同等级、类别之间的医疗机构之间需要交互信息、相互协作，其中也涉及监管部门、医保经办方、医药流通企业等；医联体内可通过设立区域影像中心、区域检验中心、区域后勤服务中心等集中提供服务，以提升服务质量及体系运作效率。在上述过程中，为实现预约诊疗、双向转诊、健康管理、远程医疗等功能，IT/互联网技术必不可少；更为根本的，准确的患者信息始终是医联体运作的基础，医院内部的信息化水平也必须达到相应水平。
医保控费未富先老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长期问题之一。以世行可比数据衡量，中国年人均GDP为美元，全球排名仅68位，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仍与美日英德等发达经济体相差甚远。不过，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增长，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劳动力人口总量增长几近停滞。联合国的传统标准将60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10%界定为老龄化社会，新标准将65岁以上老人口占比7%作为阈值，无论以何标准来看，中国均早已于数年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对于医疗行业，未富先老的现状意味深远。一方面，老年人更易生病，人口老龄化将释放出更多的医疗护理需求；但另一方面，老年人占比上升，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经济增速结构性下行，将需要挤占更多的收入和资源来支持医疗事业运行。反映到医保基金上，这意味着更少的收入来源，更高的支出压力，收支趋势的鲜明对比使得医保控费迫在眉睫，必须提前提上日程。
其次，由于医疗行业自身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病人、医生、医院、医保支付方等之间也存在极其复杂的利益纠葛，医院、医生、病人基于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过度医疗、套取更多医保资金的倾向，甚至是通过不法手段骗保。仅以年9月至年末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的打击骗保专项行动来看，4个月便查处违规医药机构6.6万家，约占抽查机构的1/3，追回医保资金10亿元。考虑到查出案件通常仅为全部违规行为的一小部分，骗保严重性可见一斑。如进一步考虑更为广泛又难以明确界定的过度医疗行为，运用不合理的医保资金规模理应更高。
根据国家医保局最新发布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亿元，相比上年增长19.3%，总支出亿元，同比增长23.6%，累计结存亿元。仅以累计结存来看，医保基金仍处于健康状态，结存金额仍高于当年支出的1.3倍，短期并无太大压力。不过，年支出增速明显高于收入增速，结合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背景，趋势上难以乐观，1.3倍的“累计结存/当年支出”作为缓冲，长期来看还是隐含了较大风险。而且，与职工医保不同，居民医保收入中约70%来自政府补贴，实际上对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整体上，医保支出的增长趋势很难在短期改变，医保基金运营应已进入风险期，形势难言乐观。参照清华大学医疗服务治理中心在年的预测，如不加以控制，国内基本医保基金缺口将出现在年。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医保控费已成为国家医卫政策的核心落脚点之一。实际上，如药品的一致性评价、4+7带量采购等重磅政策均与控制医保支出增长紧密相关。医保控费体现到信息化上，最为直接的是采用智能化的专业系统，基于诊疗路径、规则库、专家知识库等的匹配，批量、及时的审核医保单据，对医疗行为及相应支出的适当性进行审核和控制，这相比简单粗暴的行政化控费（如总额预付制）手段更为合理。本质上，正在推广的DRGs以及大数据监管，即是采用更为精细和灵活的规则进行控费，是医保控费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同样，为了落实智能化的医保控费，医院内部的信息化依然是基石，区域医疗信息化协同可在体系层面提升有限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应被视为是医保控费的重要手段。
医疗IT拥有广阔成长空间，正在逐步打开
尽管国内医疗机构已普遍打下信息化基础，开始逐步进入全面信息化建设阶段，但相应的信息化水平整体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以医院最为核心的生产系统EMR衡量，年医院参与评估，家医院平均等级2.11，医院为0.83；年约家医院参与评估，家医院平均等级2.81，医院为1.35。相比而言，医院数量与EMR的应用等级均有提升，不过若与医疗信息化水平较为发达的美国（医院大致为HIMSS标准5-6级）相比，差距仍然明显。另一角度看，最新EMR应用等级评级结果显示，全国达到5级及以上高等级EMR医院数量共86家，相比于全国医院仅为零头。
定性角度来说，医院内部各科室的IT系统之间处于数据未完全打通的状态，广泛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质量低、一致性差等问题，难以支持及时、准确的数据交换，医院内部来说，也难以满足高要求的复杂应用。延伸来说，医院内部系统仍未理顺，则更难以有效支撑区域医疗、DRGs等对信息交互、互操作性等要求更为苛刻的高级应用。综合来看，当前国内较低的医疗信息化水平意味着数字医疗的发展空间广阔，成长潜力仍远未释放。
基于国内医疗IT的现状和需求动力，发展路径方面，显然EMR在近1-2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更为复杂的功能必须建立在一定水平的EMR系统之上方能实现。随后，预计区域医疗平台与如DRGs等医保控费系统的建设力度将逐步增大，同时EMR也将向着更高的应用等级进一步发展，强化全院级别的信息化整合，三者共同构筑起国内医疗体系的IT系统主干。贯穿于上述过程中，如医保局IT系统、“互联网+”平台、部分成熟AI应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强调互联网/医院等信息化建设，以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性改革，预计也将同步推进。
更为长远的看，随着医改深入推进和大健康产业成熟，医疗行业的信息化建设将向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IT在医疗行业中的角色将大大加强。例如，随着养老产业生态逐步建立，医养结合也将带动一定医疗IT建设；基础医疗系统和“互联网+”平台趋于完善，医院管理系统将向更为精细的方向升级，远程或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也将大面积扩展，药品流通与处方管理也将在IT层面深入对接；行政监管与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将于医疗机构、社区等进行更紧密的融合等等。
宏观角度观察，多年以来中国卫生总费用始终保持着10%以上的同比增速，显著高于GDP增速及诊疗人次的年增幅，表明国内医疗卫生投入的相对强度持续加大，除规模扩张外，提升诊疗效率和医疗水平也是重要目标。随着“互联网+”向医疗领域渗透加深，涵盖远程诊疗、信息咨询、药品流通、移动支付等内容在内的互联网医疗市场正在快速增长，成为医疗行业的新增长点。以上因素持续衍生相应的IT建设和运营需求，是带动医疗IT产业增长的需求源泉。
就未来数年来看，医疗IT行业仍将会维持较快的增速。根据CHIMA（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近期（-年）的调查结果，医院未来两年信息化建设平均预算为.41万元，相比上一年（-）的调查结果.36万元增加.05万元，医院加强IT建设的意愿明显增强。另据IDC预测，在医疗服务、医疗支付、医药流通等领域信息化的带动下，中国医疗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将维持在15%左右的增速，随后三年增速虽然下降，但仍将维持在10%以上。
远期看，国内医疗IT产业成长空间依然十分充裕。年，中国医卫总费用为GDP的6.4%，在BRICS五国中高于俄罗斯、印度，但低于巴西与南非，而如德、法、英、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医疗卫生支出普遍在其GDP的10%左右，美国更是高达GDP的约17%。基于上述比较，中国医卫支出的相对份额至少应有2-3pct的上升空间，信息化支出也可随之提升。医院支出角度看，CHIMA调查结果显示，医院信息化投入的预算占比均值提升明显，至年达到1.13%，但相比发达经济体约3%-5%的医院预算投入比重，仍有非常明显的差距，即使达到2%-3%的目标值也有翻倍的空间。综合上述分析，即使不考虑国民收入的增长，中国医疗IT市场的远期规模也至少具有增至当前约2~3倍的潜力。如考虑未来IT在医疗中的作用大幅提升，IT企业在数字医疗第二至第四阶段（网络化、智能化，直至商业模式变革）对业务运营深度介入，市场空间则更为可观。
产业集中度有望长期提升，头部企业受益
目前，国内医疗IT产业中企业数量众多，市场格局仍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根据财新健康点与埃森哲于年联合发布的市场梳理报告，国内参与医疗健康数据经营的公司大约有家，其中可明确划归医疗信息化、专科医疗信息化的公司便超过家，在其余的两类（科研类大数据、药事服务和医保数据）企业中，不少也应属于医疗IT类公司，或开展一定的医疗IT业务。由于上述数字应是不完全统计结果，且部分主业非医疗IT的软件企业也可能拥有少量医疗信息类项目，故而实际数量理应更高。
采用IDC所统计年中国医疗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作为比较基准，以年报中较为明确的披露医疗IT业务营收金额的8家上市公司收入估算，国内医疗IT市场TOP8的市占率约为4~5成。考虑到部分公司的收入中含有硬件设备（如服务器）以及基础软件（如数据库）销售收入，大于IDC医疗IT解决方案的定义范围，实际的行业集中度更可能低于此。相比而言，美国医疗IT市场则呈现出很高的集中度，如最为重要的EMR，Epic与Cerner两家供应商占据了5~6成的份额。
尽管因医疗体制（美国以大量中小医疗机构协作为主，医院规模大、综合性强，信息化需求的标准化程度低于美国）与市场规模（中国人口更多、机构数量更高，叠加医疗IT产业本身的客户粘性与区域性，厂商共存的空间应更大）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医疗IT市场应难以达到美国如此之高的集中度，但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我们预计，集中度提升的行业红利将在近年加速释放，这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竞争格局将相对改善，尤其利好领先的大中型厂商，理由主要如下：
1）国内医疗信息化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医院内部以EMR为核心的CIS建设涉及到各科室及流程的对接整合，高等级应用还需搭建集成平台、CDR等，为全院级别的系统建设，对供应商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在GMIS领域，平台级协同系统对供应商的技术能力具有一定的要求。相比以往，技术能力更为全面的大中型厂商更占优势。
2）无论在医疗机构内部还是医疗机构之间，更复杂的院内应用、区域医疗、DRGs等对系统信息交互和互操作性均提出高于以往的要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医疗IT业界形成一致性相对更高的产品标准，以便于不同厂家或不同类型的系统对接，且政策层面也可能做出引导或推行强制标准。行业标准的建立或完善意味着产品化程度提升，有利于领先的大中型厂商实施扩张。
3）前沿的新兴技术正逐步向医疗IT应用中渗透，成为新需求。云架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与医疗IT系统的融合，要求供应商加大研发投入，且其本身的实现难度也高于传统软件技术。领先的大中型厂商技术实力更强，且可用于研发的财力更为充裕。
4）从客户角度考虑，升级后的信息化系统综合性更强，与医疗流程的结合更为缜密，技术架构与流程更为复杂，对运维的要求显著提升，且替换成本高，大中型供应商的服务能力更为稳定，企业存续的可能性更高，更容易受到客户青睐。更长远看，未来IT技术在医疗活动中的作用大幅提升，作为医疗机构的运营伙伴，大中型厂商也更为适合。
此外，由于HIS/CIS等医疗IT系统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大健康产业商业机会的增加，互联网势力、商保机构等正在以直接开展业务、投资、战略合作等形式，尝试介入传统医疗IT领域，其未来介入的广度、深度值得跟踪观察，不排除远期影响行业格局的可能。较为重要的行业动向如，微医借助“微医云”医院客户输出医联体系统、辅助诊疗系统、互联网解决方案等；阿里、腾讯分别参股卫宁健康、东华软件，百度则参股东软集团旗下医疗影像设备及解决方案子公司；平安参股久远银海，且旗下平安医保科技是医保控费市场的重要玩家，中国人寿二级市场举牌万达信息等。
政策助推是本轮行业加速的强力催化剂
政策在医疗信息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在医疗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医疗体制以及相关政策始终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长期视角看，除了技术层面，医卫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医疗体系的结构和运作流程，这也在宏观层面决定着相应信息化体系的架构和发展方向。例如，在商保公司影响力巨大的美国，出于控费目的，信息化的重点在于数据交互与信息对称；在公立体系话语权更强的英德，信息化则更倾向于强调标准化与监管功能；而在中国，此前医保覆盖范围扩张相对粗放，医院内部的行政和财务管理需求上，对临床支持与数据交互需求的重视程度则较低。
在体制基础之上，与之密切相关的医卫政策在中短期对医疗信息化进程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既包括如电子病历应用等级评审、医院分级评价等与信息化直接相关的针对性政策，也包括如医联体推广、处方外流放开等间接相关（落地需要信息化支持）的政策。理由主要在于：1）如上文所述，政策要求本身便可能是信息化需求（直接或间接）的重要来源之一；2）医疗行业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信息化的成效未必会显性的体现在医疗机构的财务绩效中，其收益则难以量化衡量，但却需要成本投入，这使得医疗机构就自身立场而言，并不一定具有积极的意愿；3）医疗信息化的成效不仅体现在孤立的机构内部，医疗/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也极其重要，这种协同体现在不同机构或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与互操作性上，一致或可协调的数据标准、API协议等是必要条件，需要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因此，政策的引导甚至是强制性的要求，是数字医疗产业的重要影响因子。
关于政策对医疗信息化的推动作用，美国EMR推广的成功经验是最为典型的实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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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后，医疗IT相关政策密集出台
大部制改革与医卫监管机构整合年以来，中国医卫领域的改革力度明显开始加大，如“两票制”、一致性评价、医院药品加成取消、“互联网+”、医联体建设等重大举措均在该时期推出或加速。年，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推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与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局）的组建可谓中国医卫领域的大事件，对于医疗行业意味深远，其影响正在迅速显现。
从国家卫健委的角度看，其组建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将国家健康政策制定以及基本药物、公共卫生、医卫服务、计划生育、职业安全健康、老年人健康等管理职能整合至一个管理部门，着眼点主要在于打通对大健康产业/事业各个环节的监管，实现更为协调一致的管理。这无疑在政策层面有利于内容更为广泛的大健康行业的发展，更为适应产业趋势。
相比于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的设立则更为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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